by 勒庞
一个民族所热衷的重大变革，对它来说往往有着致命的危险，无论这些变革在理论上说得多么的出色。只有当这种变革能够使得民族的气质在短时间里出现变化时，才能说明这种变革是有用的。
韩寒在还喜欢在博客上讲讲话的时候，大约是二零一一年吧（专门跑到博客上去翻了翻，没想到转眼时间三年就过去了），吵的最火的是那三篇有关政治民主的讨论，其实韩寒说的都是大实话，也都是基本正确却少有人说的话，但是却被吵得沸沸扬扬。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看：说民主。
有时候，当社会形态出现有违群体愿景的情况，或者社会制度不适应发展要求时，普罗大众此时往往寄希望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，去强行的扭转社会状态，转向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。但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变革往往是无谓的、徒劳的。正如勒庞所说的，只有变革能够使民族的气质发生变化，变革才是有用的。而中国的群体，上千的固有传统传承一直不曾中断改变，所以要想出现所谓的短时间的变化，基本上是天方夜谭。所以所谓的颜色革命也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当然，如果话题回到民族素质上去，这讨论也就没有意义了，民族的素质提高，依靠的是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政府意识形态上的主导，这是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转变，现在所能寄希望的，也只是每个政策细节上的完善和调整。
这东西再聊下去，就是被禁的节奏了……
群体不善于推理，但是却总是急于采取行动。它们目前的组织往往会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。在我们亲眼目睹下所诞生的那些教条，也很快就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专横武断的力量来说是从来都不容讨论的。群众的神权很快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。
看文字很明显感觉到勒庞对群体的不信任，甚至将群体比喻成国王一样的神权。在勒庞眼里，群体的能力，和一个普通国王的能力，并没有本质的差别，甚至上，一个优秀的国王要比群体的好上许多。群体的力量强大，在于没有任何形式的其他力量可以阻止它，因为所有试图阻止群体意见的个体，往往都是凤毛麟角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逆潮流行动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站在事实的角度来看，世上的任何一个伟人，任何一个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，任何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，甚至于任何一伙人里的小头目，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——他们对群体的性格都有着出自本能的但却常常非常可靠的了解。正是基于这种了解，他们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。
好的领导者，必然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，其最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把握如何引导甚至是煽动群体的情绪。往前追溯，前至拿破仑，法西斯，后至斯大林，毛泽东。在演说家们的眼中，对于他们试图说服的群体来说，寥寥几句具有号召力的话远远比无数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更有用，尽管这些论证是认真思考的产物。
在群体中，个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念头：群体是个无名氏，因此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。这样一来，责任感对个人的约束就彻底消失了。
这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，在中国叫法不责众，由于群体的存在，弱化了个人的符号特征，个人成为了集体的一种表象形式，所以个人在行动上完全失去了道德律的作用，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以群体的利益为借口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这在西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，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地教科书上被各种称赞，说这是一场人民胜利，但是真的去翻翻史料就知道了，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，伴随着血腥和野蛮，人性在成为群体的瞬间消失殆尽，勒庞就讲述了一段有关巴士底狱狱长被杀的经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，所谓正义之名的群体，却拥有着典型的犯罪群体的特征。
在中国最近的例子，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，那场轰轰烈烈带着毁灭特质的闹剧，在十年的时间里，荒谬和暴力，愚昧和血腥并存，个体在这一瞬间变得狂热。其原因，正好在下边这一条引文里。
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在群体中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，其程度之大，足以使个人在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时而显得毫不犹豫。如果不是因为属于成为群体中的一员，他肯定很少会具备这样的能力，这种倾向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。
大体上，作为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类似的被催眠的状态之中。他就像那些受到催眠的人一样，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在他的身上，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，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。如果在这时候，恰巧出现某种暗示对其进行影响，那么他就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。
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体，就正好符合里勒庞所说的被催眠的状态。人们仿佛一瞬间失去了个体的意义，而不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们甚至为了这所谓集体的利益，牺牲个人利益。在今天看来荒谬愚昧的心理状态，在那个年代却成了群体性心理。这种暴虐的群体特质，甚至比西方的法国大革命更加令人发指，因为这种暴力性的目标，往往针对这自己身边的人，亲朋好友一瞬间变得完全对立。
所以当代的伤痕文学在反思那段历史时，都带着难以名状的悲伤和不解，十年里，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，或者是像勒庞所说的，一种奇特的被催眠的状态。但是，目前对于这十年的反思仍然有些肤浅，或者是经历过的人不愿提起，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的原因吧。
时间是对社会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，这在它对生物学问题上的表现如出一辙。它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，也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。
单纯喜欢这句话。
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曾一度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各种对政治、社会幻想和宗教的破坏，从来不曾考虑过在这种幻想中我们的祖辈已经生活了许多世纪。这些幻想被他们一一毁灭了，随之枯竭的也就是人类希望和顺从的源泉。在幻想遭到扼杀之后，他们所面对着的自然力量是盲目的、无声无息的，这种力量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。不管哲学发展取得了多大进步，它至今为止仍没有能够给群众提供任何一个能让他们着迷的理想。然而对群众来说，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，无论拥有这一幻想需要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前两天刚看了一本书叫《饥饿的信仰》，正是讲的当代中国信仰缺失的状态。而回溯西方哲学史，哲学家们其实也是一直陷入这种痛苦的思考中，一度为了破除所谓荒谬的信仰，却造成了信仰的崩溃最后会引发全人类的信仰危机，尼采说的：“上帝死了！”正是对所谓信仰崩塌的描述。对于普罗大众来说，信仰往往是形成人类生存的软基础，从上古人类依靠信仰建立部落，发展国家，形成社会，信仰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。
但是这信仰在聪明人看来毫无意义，荒诞不经。于是哲学家们试图去告诉世人这信仰的荒谬性，正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所说的，人类的存在毫无意义。像勒庞所说的，由于这种社会幻想和信仰的破坏，随之枯竭的是人类希望和顺从的源泉，变得更加盲目和沉默，这对人类来说，是灾难性的。虽然在随后哲学家们试图去重塑所谓意义，都收效不大，比如尼采希望通过酒神，或者是超人意志，去试图给生命以意义，结局可想而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