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尾理论是速读的内容，一天时间读完的，其实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对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做了一次新探讨，同样是畅销书，也要比国内的那些畅销书良心多了。
不过总结起来讲，整本书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长尾理论：
在网络时代，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，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，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，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，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，只要有卖，都会有人买。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，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，甚至更大。
长尾的一个典型代表，维基百科：
2005年，这项非营利事业已经贡献了地球上最大的百科全书。维基百科全书有出自2万多人之手的100余万篇英文文章（远胜于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8万篇和《微软电子百科全书》的4 500篇），再加上75种其他语言（包括世界语和库尔德语）的内容，维基的文章总数超过了350万篇。
维基百科代表的就是集体生产的力量。
用户自创式的维基模式则有四个主要优势：
像其他的百科一样，维基百科的前一千个条目，在其他百科里也都有，比如恺撒大帝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统计学等，这些就是热门“歌曲”。这方面，维基是在同最棒的专家们竞争——他们的权威文章文采飞扬，引经据典，读起来如沐春风，大开眼界。
在曲线中部，也就是第1 000~80 000个条目（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到此为止），主题就更专项化了：恺撒的剖腹降生、冲绳岛大战、回归分析等。在这一部分，维基开始超越它的竞争对手。无限的空间意味着维基的条目倾向于更长、更全面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每个条目平均篇幅是678个单词，而维基里有不下200 000个条目（相当于两部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）大于这个平均篇幅。同时，外部链接和信息更新成了维基的一大优势，因为这让维基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。
接下来就是长尾了——第80 000~1 000 000个条目。这些就是维基独有的内容，其他百科全书甚至不屑考虑它们。这些主题更专项化：恺撒密码、士兵们吃的午餐肉罐头、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等。这部分文章良莠不齐，有些堪称维基中的精品（热情的专家们写的），有些就是维基中的垃圾（自吹自擂、诽谤攻击、恶作剧）。许多批评家只知道盯着这些垃圾，但真正重要的一点是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其他像维基长尾这样的东西。从核心科学到最新的政治时事，维基的涉猎之广是其他任何百科全书都无法相比的——无论是碍于纸张篇幅上的限制还是DVD性能的限制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没有关于长尾现象的条目（到目前为止），而维基里不光有，而且写得非常精彩和全面，足有1 500个单词。
Google是一个最典型的“长尾”公司，其成长历程就是把广告商和出版商的“长尾”商业化的过
程。以占据了Google半壁江山的AdSense为例，它面向的客户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型网站和个人—对于普通的媒体和广告商而言，这个群体的价值微小得简直不值一提，但是Google通过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的广告服务，将这些数量众多的群体汇集起来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润。据报道，Google的市值已超过2100亿美元，被认为是“最有价值的媒体公司”，远远超过了那些传统的老牌传媒。
而在图书出版业。图书出版业是“小众产品”行业，市场上流通的图书达300万种。大多数图书很难找到自己的目标读者，只有极少数的图书最终成为畅销书。由于长尾书的印数及销量少，而出版、印刷、销售及库存成本又较高，因此，长期以来出版商和书店的经营模式多以畅销书为中心。网络书店和数字出版社的发展为长尾书销售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市场。在这个市场里，长尾书的库存和销售成本几乎为零，于是，长尾图书开始有价值了。销售成千上万的小众图书，哪怕一次仅卖一两本，其利润累计起来可以相当甚至超过那些动辄销售几百万册的畅销书。如亚马逊副经理史蒂夫·凯塞尔所说：“如果我有10万种书，哪怕一次仅卖掉一本，10年后加起来它们的销售就会超过最新出版的《哈利·波特》。”
过滤器是必须存在的，因为如果没有过滤器，长尾有可能只是一个恼人的噪声源而已。
“信息理论”这门学问研究的主要是一个信息采集问题：从随机性的电子噪声中分离出连贯有序的信号。这最初是无线电广播领域的课题，后来延伸到了所有类型的电子传输技术上。“信号-噪声比”这个概念现在已被广泛应用，任何需要清除干扰的传播渠道都要考虑这个比率。在传统的“短头”市场中，这不是个多么大的问题，因为货架上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过事先过滤，另类的玩意儿和其他非大众化的产品都已经被清除一空。但在一个无奇不有的长尾市场中，噪声有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。事实上，如果不加约束，噪声（乱七八糟的内容或质量低劣的产品）有可能毁掉一个市场。如果噪声太多，人们就不会掏钱光顾。 过滤器的职责就是清除这些噪声。就像是小麦脱粒机或是打磨钻石的设备一样，过滤器的任务就是挑选出人们想要的精华部分，滤除人们不想要的多余部分。我可以用一个常见的认知盲点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。
斯特金法则［Sturgeon’s Law，以科幻作家西奥多·斯特金（Theodore Sturgeon）的名字命名］认为“任何事物都有90%是无用的渣滓”。
另外一本书，《信号与噪声》。
十多年前，丰饶理念的倡导者乔治·吉尔德（George Gilder）精辟地阐释了这一点： 在人类历史上，大多数人都相信经济学是一个零和游戏——稀缺性终究会压倒丰饶性。马尔萨斯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著名的拥趸：他认为人口会以几何级数增长，而农业产出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。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，食物匮乏最终会扼杀经济增长。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强调稀缺性，是因为资源短缺可以衡量，到零为止。稀缺性可以给经济模型设定一个限度，令它们得出一个明确可数的结果，得出产业系统中的一个可辨识的瓶颈点。而丰饶性既不可数，也没有明显的上限。它们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处不在，而且它们是不可见的——此所谓“外部性”。然而，丰饶性实际上是所有经济进步和变化的驱动力。
纳西姆·塔勒布（Nassim Taleb）所说的那种“黑天鹅问题”。 这种提法源自于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（David Hume）。当时，他以黑天鹅为例解释了从观察结果中得出一般性法则的复杂之处。在提出我们现在所说的“休谟归纳问题”（Hume’s Problem of Induction）时，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在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之后才能断言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，黑色天鹅并不存在？100只？1 000只？我们不知道。（黑天鹅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比喻：在发现澳洲大陆之前，所有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白天鹅。直到有人首次看到了黑天鹅，这种观念才被舍弃。）
他是这样定义黑天鹅问题的： 一个随机性事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：重大影响、无法计算的概率、意外效应。首先，它一旦发生，就会造成与其本身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；其次，它的发生概率很小，而且根据发生前的可用信息也无法计算这个概率；第三，黑天鹅问题的恶性特征就是它的意外效应：在任意一次观察中，不会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要素可以证明这个事件的发生概率正在提高。
黑天鹅告诉我们，不要忽视那些藏在长尾中的事物，而我们也很容易高估了热门产品的市场，其实他们只是巨量的市场中的一个罕见事例罢了。
另外一本书，《黑天鹅：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》